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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法律獎勵制度70年
    信息來源:益秦集團信息中心  發布時間:2021-4-13  點擊次數:202
        《韓非子·喻老》中有云:“賞罰者,邦之利器也!爆F代社會,“法律是治國之重器”,刑賞二柄皆歸于法治。因此,法律獎勵制度是法治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中國法律獎勵制度70年發展根深葉茂,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憲法為核心、在內容上涵蓋社會主義發展事業各個領域的龐雜群列。據中國法律檢索系統顯示,截至2020年5月1日,現行有效的以“獎勵”為標題的法律文件中,中央層面602件、地方層面10158件;現行有效的包含獎勵內容的法律文件中,中央層面14244件、地方層面178464件。如果以“獎金”“榮譽”“表彰”“鼓勵”“促進”“激勵”等作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我們將看到一個歷經70年所建構起的以“法律獎勵”為重心的法律激勵的龐大系統。面對這個龐大的并在不斷成長的法律激勵機制,為了“講好中國制度故事”,歷程回顧與經驗總結必不可少。
        70年發展歷程
        1949年至1965年是中國法律獎勵制度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我國法律獎勵制度剛剛起步,階段性特點有二:其一,立法數量較少,獎勵內容集中,多以發明與技術改進獎勵或工資績效獎勵為內容;其二,中央立法統一指導,地方法律規范稀缺。雖然這一時期我國法律獎勵制度建設體量較小,卻開創性地確立了以《發明獎勵條例》和《技術改進獎勵條例》為支柱的法律獎勵制度。
        1966年至1977年是中國法律獎勵制度的沉寂時期。在這一時期,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層面,都沒有制定任何以“獎勵”為標題的法律文件,內容涉及“獎勵”字樣的中央層面法律文件僅9件,地方層面僅2件。盡管制度建設陷于沉寂,但這一時期也是我國法律獎勵制度的蓄勢期,其間提出的“淡化物質獎勵、重視精神獎勵”理論確立了改革開放后法律獎勵制度復蘇發展的基本格調。
        1978年至1997年是中國法律獎勵制度的復蘇時期。1978年,《技術改進獎勵條例》被重新印發執行、《發明獎勵條例》新頒實施,正式開啟了法律獎勵制度恢復發展,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迎來了第一次發展高潮。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為:第一,中央與地方層面專項立法數量相當;第二,法律獎勵條文迅速增加;第三,榮譽獎勵逐漸增多。此間成就斐然:多個國家部委評獎機構得以成立,眾多國家級獎勵和部級榮譽獎勵得以設立,《國家公務員獎勵暫行規定》發布實施,使機關獎勵活動得到法律支撐,行政獎勵步入常態有序發展階段。
        1998年至2014年是中國法律獎勵制度的蓬勃時期。這一時期,不僅中央層面法律文件數量倍增,地方層面文件數量也呈指數增長,并在2011年前后達到了第二次發展的高潮。這一時期表現出三方面特點:第一,立法數量激增。1998年至2011年期間,中央層面獎勵法律文件平均增長率為12.65%,地方層面平均增長率高達27.11%。第二,地方獎勵制度建設動力提升。與此前“中央帶動地方”的“前驅”模式不同,這一階段表現出了“地方反哺中央”的“后驅”樣態,就此開啟了我國法律獎勵制度建設的“雙驅”時代。第三,制度內容更加豐富。這一時期,科技獎勵仍然是我國法律獎勵制度的主干領域,但在社會治安、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社會治理領域法律獎勵制度大量涌現。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之后,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時代,也推動中國法律獎勵制度發展進入嶄新階段。
        2015年至今,中國法律獎勵制度進入新時期。2015年以來,盡管獎勵相關法律文件的總體數量仍在增加,但是呈現出了明顯的增速遞減趨勢,這無疑意味著我國法律獎勵制度正處于一個新的發展階段,F階段,法律獎勵相關文件數量的增長已經不能完整反映法律獎勵制度的建設水平,判斷法律獎勵制度建設水平的標準從高數量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2015年“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無疑是現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法律獎勵制度建設成就。中國法律獎勵制度70年間波瀾起伏、歷經五個發展階段,但總覽全程,這70年均處于一個宏大的發展周期內,而現階段正處于這個發展周期的高峰時期。未來法律獎勵制度的飛躍發展必將成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70年建設規模
        內容層面而言,法律獎勵制度涉及領域廣泛。中央層面專門以“獎勵”為標題的法律文件涉及科技、教育、財政等63個領域,地方層面獎勵專項法律文件涉及88個領域,獎勵內容涵括領域100余項?傆[法律獎勵制度內容所涉領域,可以發現以下特征:第一,“科教文衛”是法律獎勵的重點領域。法律獎勵所涉前十項領域分別為教育、衛生、科技、建設業、勞動工會、公安、農業、財政、環境保護、人事。在中央層面包含“獎勵”內容的法律文件中,“科教文衛”領域占比四分之一。第二,專項事務治理領域更加注重法律獎勵。在新興與重點推進領域,法律獎勵已經成為我國當下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
        空間層面而言,法律獎勵制度發展具有區域規律。第一,不同省市獎勵類法律文件的數量存在較大差異,法律獎勵制度發展不均衡。第二,沿海省份法律獎勵制度建設需求量大、積極性高。70年來累計制定獎勵類法律文件超萬件的,除河南之外,其余均為沿海省份(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第三,法律獎勵制度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強相關性。借助皮爾遜相關性分析與格蘭杰因果分析可以發現:地方獎勵類法律文件數量及獎勵制度完善程度同地方經濟生產總值成正比,并且獎勵類法律文件增量是經濟增速的格蘭杰原因,即法律獎勵制度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相關,經濟發展增速有賴于法律獎勵制度的發展。
        關聯制度層面而言,法律獎勵制度建設呈現體系化特征。法律獎勵制度并非僅僅指向“獎勵”二字,法律文件中的“獎金”“鼓勵”“榮譽”“表彰”“褒獎”“激勵”等內容也同樣反映法律獎勵制度的發展。以這些詞語為內容的法律文件構成法律獎勵制度的關聯結構,形成了諸如獎金制度、榮譽制度等法律獎勵制度子系統。法律獎勵關聯制度之間彼此交叉、同步發展。例如:在中央層面,以“獎勵”為內容的法律文件中,包含“榮譽”內容的占比13.69%,包含“獎金”的占比13.22%,同時包含“榮譽”和“獎金”的占比2.74%;以“表彰”為內容的法律文件中,包含“獎勵”的占比52.26%;以“鼓勵”為內容的法律文件中,包含“獎勵”的占比24.73%?梢,法律獎勵制度整體上表現為一種復合交錯的體系化結構。
        70年經驗啟示
        改革作為法律獎勵制度建設的底色、背景與推力,也是法律獎勵制度發展的目的。首先,改革的重點領域往往是法律獎勵制度建設的活躍領域。在應對第三次和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科技與生態發展問題時,科技立法和環境立法中廣泛運用法律獎勵措施。其次,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域,法律獎勵制度建設起步越早,制度體量也越大,在沿海沿江的改革開放活躍地區,法律獎勵制度的建設熱情越高漲,制度增長也越迅速。最后,改革推動了獎勵機制在法律規范領域與其他社會規范領域間交流互動;作為社會資源再分配機制,法律獎勵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改革形式。
        法治體系不僅是一套懲治體系,更是一套勵治體系。法律獎勵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不僅要有硬性治理,更要有柔性治理,獎勵與懲罰作為治理手段相互輔助、相互配合,形成了治理合力。法律之治的最高境界在于通過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范,實現“非強制性”的法律激勵,調整社會中人們的行為,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發展。70年間,中央層面制定的包含“罰”的法律文件33782件、地方層面236197件;在包含“獎”的法律文件中,中央層面29582件,地方層面302688件。由此可見,法治建設中“獎”“罰”并舉,地方法治則更加注重“獎”。
        法律獎勵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助力。首先,法律獎勵的產生與發展本身就是對經濟增長需求的制度反饋。經濟發展的體量越大,其對法律獎勵制度的需求越高;法律獎勵制度的體量越大,也反映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其次,法律獎勵的制度增量是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推進法律獎勵制度加速建設是提升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措施。最后,法律獎勵制度發展水平能夠反映經濟發展形勢變化。在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同時意味著,在體量增速的下行階段,法律獎勵制度建設應當轉向高質量發展。
        法律獎勵制度是地方法治建設的重點。地方法律獎勵制度呈現出一種“雙高”現象:地方層面法律獎勵制度的體量遠遠高于中央層面;地方層面法律文件中“獎”的數量始終高于“罰”的數量。法律獎勵制度是地方法治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法律獎勵制度的建設水平是區域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推動法治建設先導區域的形成與發展,要善于并充分運用法律激勵機制,是否重視并善于建設法律獎勵制度,能否借助法律獎勵制度促進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平衡協調、良性互動,成為判斷地方社會治理水平優劣的重要標準。
                                                                   (轉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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